首先，对那些处于被害人所支配的场所之内的财物，能认定被害人存在占有。从人户盗窃的案件就可看出，这一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侵入他人住宅，拿走住宅之内的财物的，当然成立盗窃罪。即便被害人已经忘记了财物的具体放置地点，甚至记不清究竟是否存在财物，只要财物处于被害人所支配的场所之内，就能认定被害人对财物的占有。[12]一般认为，在这种情形下，由于显然能认定存在被害人客观上支配着财物这种状况，因而只要存在概括性的或者潜在的占有意思即可。进一步而言，诸如第三者擅自拿到被害人家的财物那样，甚至是被害人自始就没有认识到财物之存在的情形，也应该承认被害人的占有。[13]然而，在本文看来，无论是被害人起始就没有认识到财物之存在的情形，还是被害人中途忘记财物之所在的情形，在行为人非法获取财物的时点，被害人均没有认识到财物的存在，这两种情形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因而鲜有区分二者之必要。

那么，诸如主人正在海外长期出差的住宅，或者已过度假季节主人返回市区的别墅等，对处于这种场所之内的财物，又如何认定占有呢？对这种情形，也应该理所当然地认定，不动产的管理者对财物存在占有。就不动产而言，其完全是“不动”的，社会上也实际存在很多没有人看守的不动产，而且，不动产还具有通过登记制度而公示权利关系这种特殊性，因此，即便是那些并未进行充分管理的不动产，只要存在登记名义，并且被害人没有放弃或者丧失占有意思，就应该认定存在占有。[14]这样，即便是现在没有被实际管理的不动产，只要能认定存在对该不动产的占有即事实性支配，对存在于该不动产之内的财物，也能认定存在占有。另外，在这种情形下，住宅是否上锁，对占有存在与否的认定，并非决定性因素。总之，只要是以不允许一般人自由进出这种状态进行管理，对处于其内部的财物，就应该肯定占有。将这种理解更进一步延展的话，诸如停在住宅的庭院等周边地块的自行车，还有种在地里的蔬菜等，也能认定管理者的占有及于自行车、蔬菜。

这样，排他性地对一定场所进行支配者，对处于该场所之内的财物也存在占有，按照这一逻辑，即便是本来的占有者忘记拿走而丧失占有的财物，该财物的占有也被转移至该场所的支配者。例如，宾馆旅客将相机遗忘在宾馆房间，就此结账离店的，相机的占有便由旅客转移至宾馆管理者。对旅客遗忘在旅馆卫生间的钱包，大审院的判例判定，不问旅馆业主是否认识到该财物的存在，均能认定旅馆业主存在占有（大判大正8·4·4刑集25辑382页）。相反，对旅客遗忘在列车内的毛毯，大审院的判例则否定列车乘务员存在占有（大判大正15·11·2刑集5卷491页）。这两种情形在结论上的差异取决于，管理者对财物被遗忘的场所能及于多大程度的事实性支配。亦即，如果是过去的老式旅馆，无关人员很难自由出入，因而旅馆业主的占有原则上及于遗忘在旅馆卫生间的财物；反之，旅客事实上是可以在列车内自由走动的，而且，如果列车停站，还会有新的乘客上车，因而难以肯定列车乘务员的占有及于旅客遗忘在列车内的毛毯。[15]

由上可见，场所的封闭性、排他性的程度会影响到对占有存在与否的判断。[16]因此，前述大审院大正8年的判例是仅限于针对当时的老式旅馆的卫生间的判断，如果是现在的大型宾馆的大堂等地方，既然一般能设想到，不特定多数人会出入其中，因而很多时候，宾馆管理者的占有就很难及于遗忘在这里的财物。相反，对遗忘在列车上的财物，如果是新干线等特快列车，由于强化了乘务员对车厢的管理，而且，停车车站很少，因而有时候，也有可能肯定铁道公司对遗忘物存在占有。[17]总之，是否存在占有，要根据具体案情进行判断，这也是必不可少的。即便是餐厅或者咖啡馆的座位上的遗忘物，是否属于餐厅或者咖啡馆的占有，根据该餐厅或者咖啡馆的管理情况以及客人的人店方式等，其结论也可能有所不同。[18]对沉入高尔夫球场的球客的弃球，判例（最决昭和62·4·10刑集41卷3号221页）肯定属于高尔夫球场的管理者的占有。[19]该判决也是因重视以下两点而作出的判断：（1）高尔夫球场计划回收并且再利用这些弃球；（2）人工池是相对比较适于管理弃球的地方，很难想到会出现社会一般人擅自掏走池底的弃球这种情况。[20]因此，对高尔夫球场的球客丢弃在树林或者高尔夫球场用作障碍的沙洼地的弃球，或者高尔夫球场之外的其他遗失物，根据具体情况，有时也能否定高尔夫球场管理者的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