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危险犯说”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故意内容

 关于危险犯的故意内容，学界历来争讼不止，有实害结果说、危险状态说等不同观点。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点：其一是观察的视角不同，其二是分析的对象有别。从事实描述的视角观察，且将观察的对象限于诸如《刑法》第114条规定的所谓具体危险犯，得出的结论自然是实害结果说。反之，从规范分析的视角观察，且观察的对象指向抽象危险犯，就会秉持危险状态说。有学者为了协调这两种危险犯的故意内容的差异，创新性地提出链条说理论，认为危险故意是一根链条，它的一端是对实害结果的认识与意志，以此与实害故意相连；它的另一端是对危险的过失，以此与犯罪过失相连。这样的话，危险故意就可以囊括实害结果的故意和危险状态的故意。

 危险犯的故意内容的确定，不能仅停留在事实层面的描述，而应回归到规范层面的分析。从事实层面的描述而言，《刑法》第114、116、118条中的所谓具体危险犯的故意，应当是对实害结果的认识与意志。而从规范层面进行分析，不论是具体危险犯，还是抽象危险犯，危险犯的故意内容只能是对危险状态的认识与意志，而不能是对实害结果的认识与意志。这是因为，在危险犯中，危险既是处罚根据，也是既遂标准，危险本身是犯罪的必备构成要件。而犯罪故意的构造包括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其认识因素的内容“应当包括法律所规定的构成某种故意犯罪所不可缺少的危害事实，亦即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客观事实”。结果既不是危险犯的处罚根据，也不是其既遂标准，所以在危险犯中，不应当根据行为人对结果的认识与意志，来确定其罪过形式。持链条说的学者在论证其所谓的危险故意链条的终端——紧迫性具体危险的故意内容时，实际上并没有将其作为危险犯来理解，而是将其作为实害犯来理解。论者以放火罪为例，对这种紧迫性具体危险的故意进行了解读，但其始终无法说明，既然结果不是这种犯罪的构成要件和成立条件，为何需要行为人对这种结果要有明确的知与欲？在论述这种具体危险犯与实害犯的区别时，论者认为，两者的区别“取决于偶然因素”，“行为人追求或者放任实害结果的发生，但是实害结果是否发生取决于偶然因素，如果实害结果没有发生，成立放火罪的危险犯，如果实害结果发生了，成立放火罪的实害犯”。但是，论者所谓的这种危险犯和实害犯的关系，本质上是结果犯的未遂与既遂的关系。正如在盗窃罪中，行为人是否实际取得财物，很多情况下也取决于偶然因素。比如行为人取得了被害人的钱包，但发现钱包空无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