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扩大适用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被不当地解释为危险犯。实际上，本罪不应被解释为危险犯，其本质上也不是危险犯。

（一）本罪的设立不是为了提前保护法益

 刑法设立危险犯是为了提前保护法益。“刑法中的危险，是指作为处罚对象的行为所导致的法益实害的可能状态……对行为可能导致的法益实害的危险的处罚，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看，是国家刑罚权在未待法益实害的发生而事先的介入。”“由于现实生活中出现了高度危险来源，危险行为一旦发展成为侵害行为，其对人的生命、身体、财产造成的损失就不可估量，因而必须在形成侵害前，对危险行为本身进行刑法规制，从而周延地保护合法权益。这可谓危险犯的最根本的立法理由。”

 但是，《刑法》第114条规定的诸罪名并非为了对法益进行提前保护，而毋宁说是为了对公共安全进行特别保护。持“危险犯说”者认为，第114条中的“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不仅包括未造成任何实害结果的情形，而且还包括造成了未达到第115条所要求的严重程度的实害结果的情形。据此，放火、爆炸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造成2人重伤的结果，依然不是第115条所要求的严重后果，而仅属于第114条规定的“尚未造成严重后果”。显而易见，对造成2人重伤结果的行为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进行处罚，不是对3人以上生命健康安全的提前保护。这正如对盗窃数额较大财产的处罚，不是对数额巨大财产的提前保护。

 不论是放火、爆炸，还是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方法，可能造成何种程度的后果，很多情况下都是偶然因素导致的。将由偶然因素导致的轻重程度不同的结果分别评价为危险和实害，将对应的犯罪评价为危险犯和实害犯，这并不符合危险犯立法本意。例如，依据“危险犯说”，在公众场合开枪胡乱射击，致2人重伤，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危险犯，适用《刑法》第114条的法定刑；倘若致使4人重伤，则构成本罪的实害犯，应适用第115条的法定刑。行为到底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危险犯还是实害犯，完全决定于偶然因素。这样设置危险犯与为提前保护法益而设立危险犯，立法宗旨完全不相吻合，也没有任何意义。

（二）“尚未造成严重后果”“足以”等并非危险犯的标志

 通说之所以认为《刑法》第114、116、118条等罪名是危险犯，主要理由之一在于，这些条文中有“尚未造成严重后果”“足以”等表述，而“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也意味着“足以”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可能。但是，“尚未造成严重后果”“足以”等表述并非危险犯的标志。

 例如，《刑法》第124条规定：“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危害公共安全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于是，有学者认为，该条后半段要求“造成严重后果”，意味着前半段中，行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就“危害公共安全”，表明该条规定的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是危险犯。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124条规定的“危害公共安全”。该解释所列举的5种“情形”，均为实害结果，而非危险状态。这表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认为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并非危险犯，而是实害犯。

 再如，《刑法》第116条明确规定，破坏交通工具，“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该条中的“足以…发生…危险”，似乎表明本罪是危险犯。但是，“通说关于‘足以’的认定，也是对破坏交通工具行为性质的判断，而不是是否形成具体性公共危险的判断。”换言之，“足以”只表明破坏公共交通工具的程度，而不表明具体危险的存在。“拆掉一个车轮，在一般人看来，当然是危险的，但是仅是这种一般人的危险感觉是不能够构成具体危险犯的。”该条文在“足以…发生…危险”之后，还有“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之规定，该规定与第119条的“造成严重后果”相对应，是指造成的后果未达到第119条所要求的严重程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电力设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造成1人以上死亡、3人以上重伤或者10人以上轻伤的，属于第119条规定的“严重后果”情形之一。这表明，破坏交通工具，造成2人重伤或者9人轻伤，只能是第116条中的“尚未造成严重后果”。而这种后果也是实害结果，不是危险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