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贪污罪：5000元以上，不满5000元但情节较重的(贪污救灾、抢险、防汛、防疫、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及募捐款物、赃款赃物、罚没款物、暂扣款物，以及贪污手段恶劣、毁灭证据、转移赃物等情节);

　　2、受贿罪：5000元以上，不满5000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因受贿行为而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2)故意刁难、要挟有关单位、个人，造成恶劣影响的;(3)强行索取财物的;

　　3、职务侵占罪：5000元～20000元以上;

　　4、挪用公款罪：10000～30000以上(“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5000～10000元以上(“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

　　5、单位受贿罪：10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故意刁难、要挟有关单位、个人，造成恶劣影响的;(2)强行索取财物的;(3)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6、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30万元以上;

　　7、隐瞒境外存款罪：30万元以上;

　　8、私分国有资产罪：10万元以上;

　　9、私分罚没财物罪：10万元以上。

2019如何预防职务犯罪?

　　一、从法律制度上完善对职务犯罪的惩治

　　腐败被称为“政治之癌”，严重侵蚀着国家肌体。职务犯罪是腐败现象的极端表现，较之一般犯罪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这是因为它侵害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以及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国家工作人员行为的廉洁性，危害改革开放，破坏经济建设，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其危害最终指向国家政权的核心，之所以加强立法并保证法律正确实施，在当前治理腐败现象具有迫切性。

　　在执行《云南省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试行规则》和《云南省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试行规则》的同时，我们认为要也要适当借鉴国外经验加强立法的预见性。中国和我省在经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在许多经济发达的国家也经历过，这些国家在立法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例如著作权法，有价证券交易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等，在许多发达国家早己实施多年，而我国只是在实行经济改革若干年以后才开始着手建立制度，此时各种有害经济健康发展的腐败现象却早已成为隐患。

　　因此，要吸收国外先进的成功的立法经验，并且结合中国的国情，加强对需要通过立法解决的问题的预见性研究，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法律滞后而带来的影响。此处还应加紧对现行法律体系中不严密内容的修改补充。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新情况、新事物层出不穷，法律必须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情况，及时对不适用部分进行必要的修改与补充。只有这样，才能始终发挥法律这个武器的作用，使反腐败始终具有坚实法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