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实践中，各类案件的社会危害程度不同，加之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因此，保证金数额幅度难以做到划一。那么，保证金数额幅度的确定原则是怎么样的呢?

　　笔者认为在把握保证金数额幅度时，应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的合理规定，结合我国司法界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和尝试的成功做法，在不悖于保证金“现实的担保性”和“可能的惩罚性”的立法本意的情况下，视保证风险的大小，按下列原则予以确定。

　　1、重罪高于轻罪原则

　　从刑法理论说，重罪的社会危害性应明显大于轻罪。相应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受到的刑罚制裁就重，由此，司法机关对重罪嫌疑人、被告人决定取保候审可能承担的风险同时加大。因此，其保证金数额幅度应明显高于轻罪的保证金数额幅度。如：同为侵犯财产型犯罪，由于抢劫罪侵犯的是双重客体，在决定对涉案嫌疑人或被告人适用保证金取保候审时，其金额幅度就应高于一般盗窃案件的保证金幅度。

　　2、高收益者高于低收益者原则

　　公民经济收益的高低反映了特定社会成员的生活富裕程度。为使保证金制度在立法上的平等与司法上的公正达到尽可能的和谐与统一，在对不同富裕程度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时，确定一个恒等的保证金指数，显属极为必要。对此，依笔者拙见，凡对有固定收益者决定适用保证金的，无论其收益的多寡，其数额幅度的确定，均应以其6个月实际收益总额上限，1个月实际收益总额为下限。对没有劳动性收益的，则可变通采用“人保” 方式获得取保候审。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决定取保候审时，自然亦可视其有无收益，采用该项原则处理。

　　3、健康者高于体弱者原则

　　新《刑事诉讼法》第65条第2款规定，“对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采用取保候审……的办法”。这一规定潜在地表明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对刑事诉讼活动可能造成的妨害程度。由此，我们可推论得出，身体健康者在被取保候审过程中不履行新《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保证义务应承担的责任可能较之重病、怀孕、哺乳者大。因此作为具有惩戒性的保证金的收取幅度，也相应较高。